简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
2021-08-21 00:03:35 20
小编自从看了关于马克思学说理论的人际交往的书后，从人际交往的书中得出，马克思的学说是哈贝马斯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资源。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曾经被人遗忘的交往范畴所指涉的广阔领域，标示着马克思交往理论具有巨大的思维空间。而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则为我们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交住理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和重要的理论参照。
一、实践性观点
1、把交往归于劳动的“工具理性行为”
首先，哈贝马斯关于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名义下把交往归于劳动的“工具理性行为”的观点，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把马克思理论当作传统的意识哲学来对待。这就启发我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进行深刻反思，从存在论层面理解实践，以揭示马克思哲学蕴含的现代意义。
(情感困惑，)
2、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交往作为人的社会性的存在方式，其本身就是实践的结构要素，它和生产一起构成了社会实践活动中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方面。但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中，实践范畴仅被作为认识论的范畴，忽视了实践的存在论意义。
3、实践是使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相互转化的原创性活动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使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相互转化的原创性活动。实践即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又是“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它既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又构成了社会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因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正因为实践具有存在论意义，所以马克思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来考察和理解人类世界，来审视、评价和改变西方哲学的范畴和规范，并实现了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换。
交往与空间
4、强调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性
马克思强调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性，正是着眼于从人的感性活动（劳动）来理解人的社会存在本质，即：人的特有本质并不在于人的自然生物性质（自然存在），也不在于人的主观精神特征（精神存在），而在于它们之间的那种既是人的自然存在的飞跃和质变，又是人的精神存在的前提、基础和根源的“人的社会存在”。这样，劳动作为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就是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和实现。显然，“劳动”这一概念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事实，马克思将它提升为哲学范畴来说明人的存在。这种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的存在的澄明，是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现代意蕴。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当作一个经济事实，只是把“劳动”与生产联系在一起，这种片面理解所导致的错误，当然逃不过哈贝马斯的“法眼”。但是，同样错误的是，哈贝马斯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模式，对马克思原典进行了曲解性的阐发。
二、主体间性是哈贝马斯用以建构交往理论范式的核心范畴
其次，“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哈贝马斯用以建构交往理论范式的核心范畴。它具体说明了行为主体之间达到相互理解和共识的条件即规范基础，强调了语言符号系统在交往行为、文化再生产以及社会进化中的作用。这对拓展和加深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在这一问题的研究颇有助益。
“主体间性”是20世纪交往哲学中凸现出的重要范畴。在交往理论的话语框架下，“主体间性”具有特定的内涵，表明了哲学范式由主体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起初，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化”是针对认识的普遍有效性问题提出来的，它表明认识者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只是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的共同性关系，与“主体间性”概念相应的主体是指自我意识或先验自我。在哈贝马斯那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由言语行为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加以规定的。尽管“主体间性”是一个有着先验主义色彩的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加以借鉴和吸收。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交往问题本身就是主体间性理论所昭示出来的，它是凭借语言符号系统而建构起来的“主体一主体”结构。从交往实践角度，任何交往理论都把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对象，它们都以具各异质主体性为前提的。如果把实践的主体当作是抽象的、单一的、同质的主体，交往实践就无从谈起。马克思强调“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及这些个人之间的交往是生产的前提。马克思把异质主体性视作他们在需要和劳动分工上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主体在实践中的异质性必然也决定了他们在认识过程中的异质性，即决定了他们在观察、理解和评价事物时所具有的不同视角和价值取向。
交往与空间
此外，诸异质主体的交往实践必须遵循一定的交往规范才能进行。交往实践本身造就的，主如习俗、纪律、道德、法律等制度化的规范体系约束着主体的交往实践，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有遵循一定的交往规范才能得以发挥出来。没有规范标准作为基础，任何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都不可能正常进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所寻求的就是重建理性的规范性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中，引进“主体间性”这一概念，能更好地说明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理解。
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是社会实践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人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密切相关。在每一种文化中，总有不同的社会形式存在，文化通过具体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每一社会总是全部文化的一部分。应当指出的是，人以实践的、宗教的、神话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等各种文化方式对世界的把握，都是在社会实践及主体间交往中实现的。交往是个人创造、发展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塑造、发展个人的基本形式之一。没有社会交往，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便无从谈起。其实，交往本身就是对象化的活动，它不仅创造了文化形式，而且还创造了一种人类积累、交换、继承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社会机制，即根本不同于动物自然生理遗传和进化的社会进化机制。没有一定范围的交往实践，人的个体发明创造就会失传，每一代人必须从头开始。而交往则使人们的创造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成为传世之作，成为后人遵遁的范本。文化传播更由于交往范围的拓展以及世界交在的形成才有可能。
人际交往的书
四、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影响
1、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思想材料
尽管他提出的交往理性作为拯救现代性的理想，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和乌托邦性质。但是，他对现代西方社会交往困境的深刻洞见和理性分析，为我们在交往领域如何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思想材料。
2、给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现实生活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基础源于马克思，他和马克思一样，其理论都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罕有比肩，其意义也不仅限于他所属的那个时代。马克思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它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完善自身，以保持恒久的魅力。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两种发展趋势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他以“系统——生活世界”理论框架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作的分析，给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现实生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3、指出了系统的发展要以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增长为前提
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冲突入手，用“系统——生活世界”架构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指出了系统（经济和行政）的发展要以生活世界合理化（社会一体化和个性社会化的理性化水平）的增长为前提。这一观点对于检视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很有启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高真正的“现代化”尚有不少距离。用哈贝马斯话语来说，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恰恰是以追求成功的指向的“工具理性”的扩展而这本身又要求今日中国“生活世界”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与经济领域的运作达到相适应的程度。因为，经济增长固然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但经济增长不可能凭空出现，它要求与经济发展相吻合的政治、社会结构、法律机制和心态——文化环境，要求体现着进取、成功、刚毅、一往无前的主体人格的真正确立。也就是说，“目的合理性”的扩张呼唤着主体的道德与理性的法治。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真正希望在于交往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重新平衡的观点颇有见地。
4、索实践哲学发展的路向，敢于向其他理论进行挑战
最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启发我们如何探索实践哲学发展的路向，寻求中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切入点，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不仅观照当下的现实生活，密切关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动向，将哲学、社会学、心态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加以析取、融会一体。而且敢于向其他理论进行挑战，并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积极回应，始终保持其理论的活力。
总之，通过对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理论相互关联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我们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交住理论的重要理论参照，具有可供借鉴的丰富内容；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哈贝马斯理论的重要资源，饱含着曾被遮蔽的现代意蕴；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歧异性，并不表明两者的不可通性。在现代哲学语境下，哈贝马斯和马克恩的交往理论具有极大的交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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